《表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董事会异质性、企业绩效与碳信息披露——基于造纸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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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异质性、企业绩效与碳信息披露——基于造纸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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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1%。

对模型2进行回归以检验调节效应,表5中两列分别表示引入交乘项前后的数值变动情况。由表5可知,社会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系数均为负值,且p值小于0.1,其交乘项虽然亦为负值但并不显著,故假设6未得到验证。按照前文分析,支持企业积极公开碳信息的董事多为女性,且年龄处于较低层次,差异化的观点导致商议过程变得相对复杂。处于低企业绩效情境时,将进一步降低集体决策效率。Miller&Trzebiatowsk(2014)研究发现,只有此类持有特殊意见的董事拥有广泛权力,企业绩效才能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然则依据现状,女性或年轻董事的权力地位比较低下,难以掌握必要话语权,原因是传统的“重男轻女”及“按资排辈”现象无法完全规避。故面对低企业绩效威胁时,董事会成员的高度社会异质性不会显著降低企业公开碳信息的意愿及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