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以企业产权性质分类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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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激励、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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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0.001、0.01与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型标准误。

比较表6的第1列和第2列，在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依旧显著，但是非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不再显著，这一结论部分的论证了假设H3，同时也说明了在样本分析年份内，国家环保政策的压力的主要承担者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因为大股东和高管层对环保的消极对待，环保投入在统计回归中并不显著[15]。控制变量中，国有企业中的企业规模、年龄、出口业务、股权结构依旧对环保投入显著，但是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从侧面证明了，国有企业的环保投入多来自于国家环保规定的政策性承担[16]；非国有企业中，企业销售利润率变得显著，说明企业盈利能力会使非国有企业采取环保投入行为的一个考量因素；第3与第4列高管激励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回归中，非国有企业中的高管薪酬对数对企业环保投入不再显著，高管在职消费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性从0.1%下降到5%，而国有企业中高管激励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基本不变，从侧面说明了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受到外部政策性监管的约束，但高管会以环保行为大开在职消费之门，获得隐性薪酬[24]；但是，因为非国有企业股东对高管约束更强，薪酬与在职消费的激励明显逊色于股东的约束。控制变量中，企业销售利润率在非国有企业中以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说明在环境规制政策性要求外，民营企业的环保投入依据还来自于企业当期的利润水平部分决定。在表6的第5列与第6列的分企业产权性质环境规制强度与高管薪酬共同对企业环保的回归中，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强度的显著性变弱，非国有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显著性依旧不高；高管薪酬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都不再显著，说明在分开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互之间的影响之后，高管薪酬对高管从事环保行为变得不再起激励作用；控制变量中，股权结构不再显著，资金周转率开始在国有企业中显著；除销售利润率外，托宾Q值也开始在非国有企业中变得显著。部分原因来自于，离开了国企环境保护的政策性承担拉高了整个模型的显著性水平，分开回归后，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对高管从事环保行为的作用不再有效，企业从事环保行为除环境规制的强制性约束外，民营企业会根据企业的当期财力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