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住房状况、城市身份认同与迁移人口环境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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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状况、城市身份认同与迁移人口环境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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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z统计量；限于篇幅，表3没有报告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图1结果显示，第一，拥有自有住房的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迁移人口的私域和公域环境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假定这些人没有自有住房时的环境行为得分。再次证明了住房状况对迁移人口环境行为影响的稳健性。第二，城市户籍迁移人口在私域和公域环境行为得分上均高于农村户籍迁移人口。我们对此的解释是，个体环境行为得分与受教育水平、良好的生活习惯、公民意识和获取环保信息的意愿及能力等个体特征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8]，城市户籍的迁移人口在这些方面的总体表现优于农村户籍迁移人口，从而造成城市户籍迁移人口的环境行为得分高于农村户籍迁移人口。另外，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城市户籍迁移人口与农村户籍迁移人口在私域环境行为得分上的差距高于公域环境行为得分。由于私域环境行为与个体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关，而公域环境行为则更多受个体对所在城市的社会责任感影响，户籍背景差异引致的生活习惯分异与迁移共性造成的社会责任感趋同，可能是城市户籍迁移人口与农村户籍迁移人口在私域环境行为得分上的差距高于公域环境行为得分的主要原因。第三，农村和城市户籍迁移人口的公域环境行为得分随着流入本地时间的推移显著提高（见图1b），而私域环境行为得分随流入本地时间的推移变化不明显（见图1a）。这可能是由于私域环境行为取决于个体生活习惯，而生活习惯一旦形成便具有较强的“刚性”特质，不易随时间变化而改变。另一方面，公域环境行为具有利他性特征，要求参与公域环境行为的个体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城市身份认同度，显然，个体流入本地时间越长，对所流入城市的身份认同度就会越强，从而越倾向于践行公域环境行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迁移人口流入本地时间的推移，住房状况对迁移人口公域环境行为的异质性影响显著高于私域环境行为。这可能是因为拥有自有住房的迁移人口随着流入本地时间的增加对城市身份的认同度高于没有自有住房的迁移人口，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拥有自有住房的人随着流入本地时间的增加比没有自有住房的人更易融入城市，认同城市身份，从而会更加积极的参与本地公共环境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