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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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而流动——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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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进一步,我们利用微观数据来考察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通过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使得农民工流向改革省份的概率大为增加。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越是加大对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改革力度并放松入学的限制门槛,就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流向该地区,从而“洼地效应”就越明显。其他控制变量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包括:(1)反映家庭实际收入水平的月净收入(家庭月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越高,农民工迁移到改革省份的概率也越高。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民工的迁移决策中仍发挥一定作用,这也符合新古典迁移理论的基本判断。(2)在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方面,男性农民工的迁移动机要显著高于女性农民工,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对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也更为敏感,迁移概率也越大;而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民工由于个体流动性较大,子女和家庭随迁的比例较小,因而做出的迁移决策也更为理性慎重,这与新迁移经济学的若干经验研究结论也是基本一致的。(3)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与对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敏感度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越大并且显著性更高。这表明农民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受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影响而迁移到改革省份的概率也越大。(4)其他家庭特征对迁移决策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拥有当地户籍或固定住房会进一步增加农民工流向改革省份的概率,而在流出地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家庭会显著降低农民工自身的迁移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