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9 投资动机的致因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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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3国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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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括号内为Z值统计量。下同。

回归结果见表9。模型（1）、模型（3）和模型（5）中，东道国综合风险、政治军事风险、社会文化风险分别与资源水平的交互项在10%、1%、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强化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高风险国家的直接投资。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资源丰富的国家恰好也是风险较高的国家，Robinson等（2006）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其指出由于资源开发的巨大租金，资源丰富国家的政治制度环境比较恶劣，如伊朗、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家。其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与这些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更加接近，Habib和Zurawicki（2002）指出相似的政治制度环境使得交易双方更加了解彼此的交易规则，从而更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所以中国企业基于资源寻求的目的往往忽略东道国的高风险。政治军事风险与资源水平交互项的显著性高于与综合风险、社会文化风险交互项的显著性，说明与东道国综合风险、社会文化风险相比，中国企业在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更加“容忍”其政治军事风险，这一结论与Kolstad和Wiig(2012）及Amighini等（2013）（2）的观点一致。模型（2）、模型（4）和模型（6）中，东道国综合风险、政治军事风险、社会文化风险分别与金融市场规模的交叉项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潜力强化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风险偏好，即为了寻求东道国市场规模，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规模较大国家的投资风险有更强的容忍度。总体来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以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为主，从而更加“包容”东道国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