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基准回归:企业金融化与劳资收入分配、高管-普通员工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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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产权与企业内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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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小括号中为按行业聚类稳健标准误差下的t统计值；***、**、*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中M（1）-M（6）所示。表2中M（1）、M（2）反映了企业金融化对资本要素收入相对份额影响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核心解释变量不论是Finit还是Finperit，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企业金融化对资本收入相对份额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提高，相对于劳动要素收入，资本要素收入增加更多。M（3）-M（6）列示了企业金融化对高管相对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M（3）、M（4）中，核心解释变量Finit、Finperit回归系数分别为0.011、0.013，均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企业金融化显著提高了高管收入相对份额；M（5）、M（6）中变量Finit、Finperit回归系数均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前三名高管收入相对份额也具有正向影响。以上结果意味着，企业金融化不仅提高了资本收入份额，还对劳动要素收入的内部分配有着重要影响；随着金融化趋势加快，企业管理层明显比企业普通员工获得了更多的“金融红利”。假设H1、H2得到验证。考虑到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管理层相对收入的攀升均是收入不平等的典型表现，前述结果隐含的另一启示是，企业金融化趋势加快是我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相较于工薪阶层，股东和管理层在企业金融化过程中获利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