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基本回归结果：全球价值链上游度、FDI与制造企业要素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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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上游度、FDI与制造企业要素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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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通过1%、5%、10%显著性水平检验，括号内显示数值为标准误，下同。

除本文所考虑的因素外，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基本分析中可能遗漏重要变量，同时要素收入分配和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可能互为因果，导致基本回归结果是有偏的。为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产业水平的上游度作为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工具变量，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企业主要产品所属的四位码产业，将其与中国投入产出表三位码产业对照，得到企业所在产业上游度（Ju&Yu，2014）。Hausman内生性检验结果为15.08，且在1%显著水平上绝外生性假设，表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具有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弱识别检验p值为0.0000通过检验。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回归结果如表2第（3）列所示，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显著增加，同时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水平没有改变，说明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基本回归结果的结论仍然成立。此外，本文通过改变回归方法和所选样本进一步检验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一，由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处于0到1之间的数值，除借鉴李稻葵等（2009）的方法进行了Logist转换外，还可使用Tobit模型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2第（4）列所示，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仍显著为负。第二，基本估计中劳动收入份额未考虑政府税收补贴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所以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增加生产税净额当作政府收入，回归结果如表2中（5）所示；第三，使用平衡面板样本数据剔除企业进入退出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中的模型（6）。回归结果表明，无论采用其他估计方法和样本数据，还是在考虑政府税收补贴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显著负向影响制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基本结论较为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