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调节效应估计结果：全球价值链上游度、FDI与制造企业要素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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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上游度、FDI与制造企业要素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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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是跨国公司组织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为考察FDI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将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和FDI虚拟变量纳入模型（9）验证假说3是否成立，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1）是加入制造企业是否引进外资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与外资虚拟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总体上制造企业是否引进外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企业要素收入分配的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基于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杨连星等（2019）的研究，本文将外资按照目的细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当企业销售总额中出口到海外市场的比例大于90%时，则该企业属于垂直型外资企业；反之，则该企业属于水平型外资企业。将企业是否引进垂直型外资和水平型外资分别设为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2）和（3）所示，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与垂直型外资虚拟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与水平型外资虚拟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当企业引进垂直型外资时，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制造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垂直型外资主要寻求中国劳动要素优势，在全球价值链布局中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为主，即使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了提升，也是从低技能劳动升级到中等技能劳动，总体上依然以从事劳动密集型工序为主，致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不会因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而下降；当企业引进水平型外资时，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负，因为水平型外资以扩展中国市场为主，水平型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主要是提高市场竞争力，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更可能是通过研发创新满足市场对产品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从而吸引高技能劳动者搭配大量的资本投入，来代替创新能力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导致制造企业要素收入分配更加偏向资本。将外资按照来源细分为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如果引进外资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则定义港澳台外资，如果引进外资主要来源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定义外商外资，回归结果如（4）和（5）所示，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和港澳台外资虚拟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而与外商外资虚拟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企业引进外商外资时，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制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可能是因为外商外资以寻求中国劳动优势的垂直型外资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