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分地区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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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开放对中国工业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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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γ1和γ2表示各自方程中相应的门槛值，当仅为单一门槛时I（γ1γ1）；2.括号内的数字为相应t值且为经Driscoll和Kraay（1998）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总之，由于处于较低的GVC分工地位，中国工业行业主要参与到高排放、高能耗且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成为GVC中的“污染避难所”（潘安，2017）。在所处分工地位未得到明显改善的前提下，上述贸易利益与环境代价的冲突会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而逐渐加剧，进而能够解释为何出口开放对出口引起碳排放呈现出递增的正向作用。因此，本文认为若要改变出口开放对碳排放产生不利的正向作用，关键在于改善并明显提升中国在GVC中所处的分工地位，否则“扩大出口开放反而加剧碳排放”的不利局面难以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