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 家庭联合迁移决策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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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的超大城市偏好与家庭联合迁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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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数值代表估计标准差；***，**，*分别表示估计值在1%、5%、10%水平下显著。

由于表7的估计系数均是基于参照组M00得出的，通过计算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概率可以计算得出不同迁移模式估计的预测值。表8分别列出了不同孩子数量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丈夫和妻子分别迁移超大城市和其他城市的预测概率。从数值可以看出，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丈夫流入超大城市概率、丈夫流入其他城市概率、妻子流入其他城市概率均存在拐点，即迁移概率和家庭孩子数量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和雷蒙等[18]得出的结论是相似的，表明孩子数较少时，时间投入效应要大于经济负担效应，所以三类迁移概率均下降，此时，丈夫和妻子都会增加照顾孩子的时间投入；但随着孩子数量提高，时间投入效应和经济负担效应均增大，且经济负担效应大于时间投入效应，所以三类迁移概率均提高，此时，丈夫进入超大城市务工的概率提高，同时妻子外出进入其他城市务工的概率也提高。具体的，丈夫进入超大城市务工的概率拐点发生在从3个孩子变为4个孩子的时候；丈夫进入其他城市务工的概率拐点发生在从1个孩子变为2个孩子的时候，即丈夫进入其他城市务工的概率拐点来得更快，表明经济负担效应较小时首选其他城市，而经济负担较大时偏好超大城市；妻子进入其他城市务工的概率拐点发生在从3个孩子变为4个孩子的时候，相比丈夫的迁移概率，妻子选择其他城市务工的概率拐点来得更晚，表明妻子在家庭的孩子照料中承担了更多的时间投入责任；另外，妻子选择超大城市务工的概率随孩子数量的增加而逐渐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