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政策扩散的结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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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扩散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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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扩散研究初期，学者们较少关注扩散结果，同时由于缺乏量化分析，导致政策扩散研究面临瓶颈，尤其难以判断影响因素对政策扩散的作用机制[23]。后续研究中，以Walker（1969）[3]为代表的学者将作用结果设置为政策采纳或不采纳的二分变量，并逐步针对单一政策展开定量研究。但Howlett等（2008）[23]认为这种政策结果划分过分简化现实，忽视政策特征和工具属性，模糊了不同层次政策扩散的因果解释。Strebel等（2012）[50]基于可见性和事实性原则，将政策采纳二分变量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工具性采纳、观念性采纳、象征性采纳和消极采纳，使测量结果更符合事实。而Hall等（1933）[51]将扩散结果划分为政策工具的设置、类型和政策目标，并在后续研究中作进一步细化，尤其是将政策工具组合进而构建出覆盖全维度的测量体系。Frederick等（2009）[52]指出在政策扩散中，会出现政策主体仅采纳政策部分构件的情况，因此需要对政策构件进行划分，划定扩散结果取值为采纳政策全部构件、不采纳全部构件和采纳K项构件。另一方面，政策扩散导致的政策趋同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将它作为政策扩散结果展开研究，如Lee（2015）[53]通过研究韩国和欧盟的政策趋同，探讨扩散模式差异。但是目前多数学者通过案例研究政策趋同影响因素，缺少对趋同程度及层次的深入探讨，这在未来研究中需要重视。有关政策扩散结果变量的研究见表3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