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人类经济文化范式变迁史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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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文学之都——文学与创意城市建设的互动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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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尔·哈特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里总结了中世纪以来人类经济文化的范式变迁史，他认为20世纪后期至今，人类文化的主导观念转型为非物质、信息化表征的“创意经济”[1]268-272。叶舒宪在《符号经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中将其总结为一个简表（见表1）[2]179。这可视为思考城市发展脉络的大背景。17世纪以前，全球主要经济形态是以耕作采集为主的农业模式，生产效率低，人口主要集聚在乡村。直到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那时的城市类型主要是手工业城市、宗教城市、商贸城市。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特别是19世纪末期，大机器生产的普及导致一批“以批量生产工业产品”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工业城市产生，如伦敦、曼彻斯特、底特律等。这些城市凭借技术革命的红利，大规模生产和对外出口，逐渐发展为巨型城市。这种依托于自然资源和技术变革的工业城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得以兴建摩天大楼、铁路和立交桥等便捷的交通设施，吸引了大批城镇和乡村人口。到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已经由1800年的3%飙升至50%。城市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诸多危机: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人均土地占有率过低、资源枯竭、高能耗、环境污染、社会不公、过度消费等社会矛盾。为了解决这些城市病，20世纪中期开始，学者和有远见的管理者们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例如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20世纪60年代就强调:城市最主要的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物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造力[3]227。他还说，城市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和陶冶人[3]586。在他看来，城市不只是一个生产财富和器物的大工厂，更是我们心灵栖居的家园。他建议借助城市的文化功能来解决崇尚技术主义和僵硬的工具理性导致的城市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人本主义的城市观，大力推广创新并符合人性和生态原则的新技术，复兴历史文化遗产，让城市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和生活理想的载体，成为激发人类各方面潜能的创意空间。刘易斯·芒福德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前瞻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全球倡导理念。在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下，一批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开始被提出:如宜居城市（1976）、健康城市（1986）、遗产城市（1991）、低碳城市（2003）等。此时人本主义、生态主义和文化经济主导的城市发展理念开始深入人心，这为之后“创意城市”的提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