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高管隐性腐败的WLS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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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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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OLS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OLS回归模型进行修正，结果如第185页表5所示。从表5中可看出，WLS所得到的回归结果比OLS更显著。就“双向进入”而言:（1）在模型7中，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PartyA）与高管隐性腐败（Corrupt）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β=-3.667，p<0.01）；（2）在模型8中，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PartyB）与高管隐性腐败（Corrupt）的相关性不显著；（3）在模型9中，党组织参与高管层治理（PartyC）与高管隐性腐败（Corrupt）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β=-2.083，p<0.01）。就“交叉任职”而言:（1）在模型10中，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Partchair）与高管隐性腐败（Corrupt）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β=-1.946，p<0.01）；（2）在模型11中，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长、监事长、总经理（Partvice）与高管隐性腐败（Corrupt）亦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β=-1.947，p<0.01）。至此，除了模型8中的相关结果不显著外，总体而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双向进入”与“交叉任职”对高管隐性腐败均能够起到较好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假设1在总体上得到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