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引得”文献词频≥41次的高频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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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统计与主题分析视角下的《汉学引得丛刊》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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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得编纂处的成立及其系统的古籍编纂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学东渐”、“整理国故”、“索引运动”等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是国际与国内学术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见词频列表第25、30位词）。民国时期，美、法、日等国汉学研究都相当兴盛，急需科学的汉学治学工具，故索引编纂事业也相应受到重视。此时的中国学术界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纷纷接受国外先进的治学方法，提倡和鼓励利用西方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并提出提高治学效率应从编纂古籍索引入手（见词频列表第19、23、27、29、64、66位词）。于是，民国初期，时任民国外交总长的蔡廷干为老子《道德经》编纂了语词索引《老解老》又名《老子道德经串珠》（1921年完成，1922年刊印）。这一时期的索引编纂虽然仅是个人行为，还没有形成系统化、规模化，但这为“索引运动”的后续兴盛和大规模古籍索引编纂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另外，引得编纂处以洪业为首的一些人等，都有国外留学背景，大部分都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见词频列表第13、21位词），掌握西方科学的治学手段，又同时拥有深厚的国学涵养。正是在以上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引得编纂处才宣告成立并迅速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古籍索引编纂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