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的三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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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 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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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是从理解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的角度着手，而理解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及其形塑逻辑的首要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技术治理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和状态。因为，国家如何形塑技术治理与后者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和状态息息相关。在既有研究中，当“国家如何形塑技术治理”以及“技术治理如何为国家所用”等议题进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后，几乎得出相对一致的判断：技术治理的引进带来了国家权力运作逻辑的转变。以往的诸多解释往往将技术治理假设为静态的、恒定的，但这只关注了国家自主性的一面，即国家具有超越特定部门、群体和阶层的自主性。为追求和实现国家目标，国家会根据实际需要、组织价值观和兴趣来塑造技术治理（Castells and Cardoso，2006:3-23），而没有审慎对待技术治理的复杂性。本文则主张，技术治理有其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逻辑，国家如何形塑技术治理必须参照技术治理的发展和运作特征才能加以阐释。首先，从日常经验来看，技术治理不能脱离一整套实践。正是这套实践让其成为一种治理方式，所以，技术治理不只是一种无形的理念，更是一种有形的实体。在国家管理技术和治理手段日益复杂精细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设计者、实施者和治理对象的影响和干预，从而使技术治理有了生命，并有了一套自我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其次，温纳（2014:21-25）关于“控制与失控”的理论关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技术治理的自主性。温纳（2014）曾指出，“技术”具有一定自主性，且存在控制与失控的风险。他所说的“技术”并不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机器或工具意义上的技术，而是由“装置”和“技法”所构成的理性方法的综合。即技术既是“装置”（apparatus）意义上的技术，也是“技法”（technique）意义上的技术。装置意义上的技术即工具、仪器、机械这些技术运作的物理装置。而技法意义上的技术指的就是完成特定目标所涉及的大量技术活动，如方法、步骤和程序等（温纳，2014:6-8）。可以发现，温纳提出的自主性“技术”的双重内涵与国家主导的技术治理的两种面向有异曲同工之妙。技术治理复杂精细的一面对应着作为“技法”的技术，它们都是在强调完成某种目标所涉及的技巧、方法和步骤。而技术现代的一面对应着作为“装置”的技术，它们都是在强调工具和机器意义上的技术。2由此可知，同样强调效率和理性的技术治理也存在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下文将从吸纳、扩散、分途三个状态来揭示国家与技术治理间的关系（见表1），我们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理解和感知国家对技术治理的形塑如何受制于技术治理本身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