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基准回归结果：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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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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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后表同。

本部分主要考察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基准回归结果报告于表1。表1第（1）列只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我们发现交互项Treat×Post02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外资管制放松行业（即处理组）的企业生产率相比较于外资管制程度不变行业（即对照组）的企业生产率有更大幅度的上升，表明外资自由化政策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表1第（2）列在此基础上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在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后，交互项Treat×Post02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再次证明外资自由化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规模（Firmsiz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大规模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提升企业生产率。企业年龄（Firmag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对此可能的解释为年长企业往往存在“路径依赖”，这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最终使年长企业与新进入市场的企业相比表现出较低的生产率。企业出口密集度（Firmex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恰好与中国企业存在的低价出口悖论现象相吻合（盛丹和王永进，2012）。企业流动性（Firmflu）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流动资产占比越多的企业越有能力应对和处理外界的负面冲击，有更加充足的资金做出提升企业生产率的行为。此外，我们还发现国有企业具有较低的生产率，这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无效的激励机制所导致。表1第（3）列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我们观察到，HHI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内资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同时，交互项Treat×Post02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再次说明，外资自由化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具体地，外资管制放松的行业中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比外资管制程度不变的行业额外提高了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