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欧洲中世纪的国家体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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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一个国际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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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精英论并不仅限于精英斗争这一视角，也可以聚焦某一类精英的权力性质与演变来透视国家建构的历程和程度。在现代早期史研究的领域中，就有一股重要的“军事企业家”研究潮流[36]。与国家形成研究中的“战争-财政模型”聚焦于政治统治者对财政和物质资源的汲取和安排为视角（需求侧）相对应，军事企业家研究则主要关注战争中各种各样的资源提供者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供给侧）。而这一领域最新也是最系统的研究成果则当属杰夫·费恩-保罗（Jeff Fynn-Paul）于2014年主编的《战争、企业家和欧洲及地中海的国家（1300—1800)》[37]。费恩-保罗对蒂利的资源汲取模式和军事组织模式提出了挑战。他认为蒂利从统治者视角制定了一个国家与战争资源提供者之间关系的跨越千年的年表，即世袭制-经纪人制-民族化-专业化，但在实践中，并不是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经之路，而且每一个阶段也没有明确的时间。因为后勤技术可以在全欧范围内平稳快速地传播，其策略非常灵活，多种方式可随时跳转和并用[38]。政府与军事企业家的制度安排也非常复杂，并不是目的论式的战争论者预设的强制-服从关系。总的来说，荷兰与英国的政府与企业家关系往往较为中立而微妙，两者的合作机制非常灵活；法国和西班牙的政府则极力颠覆市场，控制军事企业家[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