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基本估计结果：环境规制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经验的研究(2000-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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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经验的研究(2000-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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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或Z统计值。下同。

(1）全国层面的结果分析。从全国层面来看，表3中模型1和模型2为环境规制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影响，计算得到回归系数分别为-0.237和-0.179，且都在5%水平上显著；二次项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为0.128和0.073。这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存在U型形式，即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抑制了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当环境规制超过门槛值以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却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挥。经计算两模型的门槛值分别为0.928和1.220，当前全国环境规制平均水平为1.199，显然在两门槛值之间，表明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精神发挥但不利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滞后2期项对创业精神的回归系数为0.046，说明前期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后期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质量和营商环境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激发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却抑制了创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