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新阶段扶贫开发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平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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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扶贫开发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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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显著性水平检验；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下同。

在倾向得分匹配的基础上，对（1）式采用双重固定效应回归，表4报告了回归的结果。根据表4，可以看到，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以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Treat×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这说明新阶段扶贫开发促进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考察其他影响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因素，农村人口的自生能力（via）越强，越有利于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expend）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包容性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信贷发展（credit）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信贷发展水平提高会阻碍经济包容性增长。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信贷发展水平的提高虽然整体上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但也会造成农村居民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正如部分学者指出，我国农村信贷中存在“精英俘获”机制，即由于拥有更多的资金与社会资源，农村地区的“精英”更容易获得小额信贷。而贫困农户由于资金与社会资源的匮乏，往往面临着正规与非正规信贷的双重排斥。城镇化（urban）与包容性增长水平正向相关，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城乡经济差距的缩小，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这与陆铭等（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产业结构（structure）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本文认为，这源于我国城乡经济的二元特征，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农村居民主要从事于附加值较低的第一产业，而城市居民多从事与附加值较高的第二、三产业。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反而会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固定资产投资（fixed）与包容性增长正向相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