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基准回归和分阶段回归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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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价值链视角下东亚各国制造业分工地位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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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

在2010—2013年和2014—2017年两个时期内，东亚各国价值链分工地位呈现出显著不同的变化趋势，本研究则进行分阶段回归以厘清各影响因素在不同阶段对价值链分工地位作用的异质性。LR统计量和F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第一阶段的面板数据同时存在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问题，第二阶段存在组间异方差，不存在组内自相关，两阶段面板回归数据均应采用FGLS法估计，并采用PCSE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后向参与度在第一阶段显著促进了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这与前述的分析一致。但由于后向参与度将对低端要素和价值链低端环节形成持续追踪作用，致使其在第二阶段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形成显著的负向影响。前向参与度对两阶段的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与后向参与度相反。这是由于在第一阶段中，前向参与度的提升主要以依赖要素投入为主的制成品代加工，而在第二阶段中前向参与度以向高技术半成品、零部件及生产性服务行业供应为主。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在两阶段模型中符号完全相反正说明了东亚区域价值链中各国两阶段的出口模式是影响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制度质量在第一阶段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第二阶段显著为正。说明制度质量在GVC分工地位较高时的效应更明显。要素禀赋结构和FDI流入与全时段回归结果一致，表明两个要素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具有稳健性。研发投入和行业规模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具有显著的阶段异质性。其中东亚各国研发成果转化率较低，同时在优化价值链分工环节的环境改善上的支出较为有限，研发投入的增加将挤占其他制度质量和硬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出，致使其在第二阶段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而行业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导致发达国家对东亚各国的分工格局负向“锁定效应”在第二阶段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