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9 外部分析师关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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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嵌入能否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来自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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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和信息传递中介，证券分析师往往通过信息渠道来影响公司的财务决策[36]，并被视为扮演着上市公司“监督者”和“施压者”的双重角色[37]。为了向资本市场投资者释放好消息，高管可能会约束自己的权力寻租行为。关注某上市公司的分析师人数越多，意味着该企业信息在资本市场被发掘得越充分，对公司提升治理效率也越有利。基于此，本文构建“分析师关注”变量（采用分析师关注人数来衡量），用以分析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能否增强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功效。表9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高管显性自利行为（“超额薪酬”“薪酬差距”），“交叉任职×分析师关注”的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1）；而对于高管隐性自利行为（“超额在职消费”），“交叉任职×分析师关注”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外部分析师关注程度的增强并没有提升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作用，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分析师的跟踪关注作为外部监督机制与党组织嵌入这一内部治理机制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在党组织嵌入程度较高的情形下，由于存在党组织这一相对强势且可靠的监督力量，分析师可能无须并且也不会特别关注高管的薪酬自利行为，此时分析师更多的是扮演“施压者”角色。因此，外部分析师关注并未能与党组织嵌入产生协同治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