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安东料栈及经理(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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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边疆:鸭绿江右岸的林木采伐、森林交涉与边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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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料栈”一词可参见農商務省山林局编写的《鴨綠江流域作業及調查》,1904年,丹东市图书馆藏,第74-75页。后同。

把头和货栈之间是一种紧密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早期的货栈组织资本金较小,多在1 000~2 000元左右。1903年的调查显示,安东和东沟拥有最多由中国人经营的货栈,其规模不等,最小的仅5名员工,最大的可雇佣49人。有些货栈的员工人数包含了其直接聘用的木把。在大东沟的14家货栈内,员工人数少于20人(包含20人)的有10家,约占71%。安东的30家货栈内,员工少于20人(包含20人)的有14家,约占46%(见表1和表2)[18]74-75。由此可见,规模小的货栈多依赖与木把组织的发展,与可靠木把团队签订合同是获得稳定货源的保障,有的木把组织能够同时为多家货栈供货。而货栈提供的贷款和契约又联结了木把的伐木生产和之后的交易,促进了木把组织的发展。由于持续的战争和不安全的环境,当时的木材交易大多以现金支付,应付款一般为交易后的第二天。只有大型货栈才能发行少量票据或接受延迟支付,例如总部位于大东沟的玉合升和长丰栈。待木筏运抵后,货栈再将木材发往天津、烟台和上海等市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