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标准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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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治理:后疫情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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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概念经过长期的范畴演化和历史实践逐渐被学术界所接纳，但进入到社会治理语境里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见表1）。第一阶段是标准概念从市场领域向社会领域过渡。标准一词最早起源于西方经济学领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原理》中通过对工人的工时、技术动作加以标准化，并科学地制定“最优生产标准”，将薪资与个人绩效相挂钩，旨在解决“系统性磨洋工”行为，提高了生产效率。[3]在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响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逐渐推行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的趋势下形成了国际化的质量保证体系标准，如ISO9000系列国际标准。日本在引进西方先进市场管理理念下，也日益重视本国的标准化建设，形成了独特的质量管理模式，显著地提高了日本产品的质量与国际知名度。随着标准化管理取得的不错效果，标准化模式逐渐由私营企业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共部门延伸。[4]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的政府改革浪潮，如“重塑政府”“企业型政府”“市场化政府”都在无形中借鉴或利用了标准化这一概念，目的在于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和民众满意度，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学者尤其重视如何将企业精神、企业管理办法用于改革公营部门。[5]1994年加拿大出台的国家标准、1997年英国制定的政府承诺服务标准、2004年法国发布的公共服务质量标准等，标志着标准化由市场领域引入社会领域，并为制定社会管理服务标准、构建社会制度体系、优化政府服务效能等注入了强大活力。第二阶段是从社会管理标准化进阶至社会治理标准化。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相比，具有聚焦覆盖范围、重视社会力量、强调制度建设等特点。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并取得了丰富经验。有学者认为加强民政范围社会管理与服务标准化建设，有助于加强社会法治水平。标准化的简化、统一、协调高效等特点为管理领域标准化建设及持续改进提供了方法指引。[6]还有学者对标准化在改善公共服务、增强社会福祉、提高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展开了论述。[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使用了“国家治理”的概念，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由此，笔者认为标准化治理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利用标准和标准体系实现多元主体共治、优化资源配置与提升治理效率的规范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