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对冲突能力与决心的低估偏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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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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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美国低估中国能力与决心的背后有两种认知驱动力:一种是理性的分析、判断和算计，另一种是直觉的依赖、简化与套用。（3）在理性驱动上，美国决策者的理性分析涉及诸多情境，比如对中国与美国实力对比的总体判断，从而倾向于从较低基础出发评估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认为中国敢于对抗美国的现实可能性较低。理性分析也包括对中国的战略反应时机的判断。美国是从军事行动和战略抉择能否取得最为有利的结果出发，分析中国的外交信号是否可信，考察其是否在最佳时机发出，这造成了美国对中国私有信息的接受度存在差异，影响了美国对中国决心信号的准确解读。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的战略决心在动态变化。此外，理性驱动也包括对于利益的判断，即美国认为自身打破现状的进攻性举动并不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会引起中国更为激烈的反应。这体现出美国对自身战略举动的感知与中国的安全威胁感知之间的不一致。其次，美国之所以存在低估偏差也受到直觉驱动的影响。这种经过认知捷径形成的直觉包括很多维度，比如作为强者的认知盲区，即美国对于自身行为对他者尤其是弱者所造成的利益损害和情感反应缺乏敏感性。（1）在这种认知盲区和盲目自信的作用下，美国对自身利益边界的认定其实是一种主观的自我建构而非客观的理性认知。中美冲突的情境还往往发生在双方打交道之初。由于缺乏实际交往经验、文化差异以及战略敏感性不足，美国决策者会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简化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评估过程，例如引用各种历史类比、选择相似性较高的历史案例作为参考。（2）从政策合理性来看，美国低估中国的冲突决心的目的在于否认中国敢于对抗美国的可能性，这反过来有助于证明美国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反映了决策者自满的性格特点。将中国的冲突信号看作“虚张声势”则进一步固化了美国对华意图的认知，强化了相关政策的合理性。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的低估包括冲突能力和决心两方面。这两方面相互联系，但在具体案例中也存在差异。比如，当中美之间在权力差距较大时，由能力推论决心的低估就成为显著因素；在权力优势下降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的安全威胁感会上升；（3）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冲突上，美国会低估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尽管中美之间的权力差距一直存在，但在危机期间，美国通常并未忽视和低估中国的冲突能力，更多是轻视中国的冲突决心。基于此，本文关于中美间私有信息认知偏差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冲突决心这一维度（见表2）。当前的主流研究大多是把中美双方关于意图和决心等私有信息的认知放到“可信承诺”的理论框架，认为权力转移过程中时间等因素会导致崛起国的和平承诺不可信。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尽管中国的和平信号难以克服战略竞争，但可以有效阻止霸权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说明“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