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新生代农民职业教育模式治理目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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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模式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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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治理理论所主张的治理目标是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和满足公民多样化的需求。[12]从四种典型模式治理目标的比较可以发现（见表4），“寿光”模式中“校园”培养对象是涉农类专业在校学生，目标是培育“准新型职业农民”，为新型职业农民人才队伍提供后备梯队。“田园”培养对象是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社会职业农民，目标是解决乡村人才结构不合理、学历层次不高的问题。2018年，“寿光”模式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3年以来，通过实施“校园+田园”联合培养，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先后培育“准新型职业农民”1247人，新型职业农民3860人，学生就业率均保持在99.5%以上，2017年、2018年更是实现100%就业，就业满意率达98.6%。[13]“杨凌”模式主要是高职院校招收区县乡村村干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加学历教育，以打造爱农业、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为目标。2016年以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从富平县、杨陵区、眉县等地共招收184名职业农民和村干部参加学历教育。2018年10月，陕西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联合发文，决定从2019年起，委托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全省村干部大专层次学历教育。目前，首批270名村干部学员已以自主招生的形式被该院录取。[14]“东台”模式主要培养对象是初中以上学历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和村干部等，目标是培养高学历、高技能、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该模式深入推进了产教融合、院校协作，整合利用了教育资源，被评为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典型案例，实施两年来，该市已有178名青年农民参加了中高职学历教育。目前，该模式已在苏州、扬州、淮安等地推广，为江苏省甚至全国树立了好的榜样。“太仓”模式的培养对象是符合高考招生录取资格、户籍在特定区域、毕业后愿意到村（社区）从事农业技术服务或社区管理工作的人员。目标是培养政治文化素养好、农业发展能力强、基层管理水平高、留得住扎下根的优秀农村基层管理干部队伍。[15]近年来，采用“太仓”模式培养的近200名年轻村官已有12人进入了村“两委”班子，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干部队伍结构，为农村基层治理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四种模式不论是以培养“准新型职业农民”还是在职的社会职业农民，其目标都是服务新型职业农民全面发展的多元化诉求，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