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新世纪”以来中国“谍战电影”研究学位论文分析》

  提示：宽带有限、当前游客访问压缩模式

本系列图表出处文件名：随高清版一同展现

《中国“谍战电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 获取 高清版本忘记账户？点击这里登录

1. 下载图表忘记账户？点击这里登录

再次，亦有结合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概念，以“民族”与“性别”为视角，形成的一种观察“谍战电影”形貌的别样方式。在这之中，“女性形象”似乎成了该类电影作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它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构成该类作品核心特质的必然要素，而相对其历史形态演变，也是一种标志性的鉴别元素。安岚以“特务间谍”“侦察英雄”“民族群众”构成“敌—我—友”的人物“三角关系”设置，作为该类影片基本叙事惯例，而辅之以正邪双方“势均力敌”力量对比态势，构成作品的戏剧矛盾冲突张力；她认为，这些作品在民族关系的表象话语论述中，融入阶级话语的意识形态规制，是具备“异域文化”特质的视觉形象图谱[38]。李静主要从男女形象与两性情感关系视角，分析新中国“间谍电影”的艺术审美与道德伦理之间的互动变迁[39]。李双女从“社会历史”与“艺术创作”的双重层面，界定中国“谍战片”的“性别叙事语境”，认为其呈现出了“民族政治”覆盖“性别”问题的话语置换，而形成了“女特务”“女侦察员”“黑色女人”等几种不同功能性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模式；她认为，这类作品将女性形象“过度符码化”，以“男权中心主义”思路，对女性进行了“物化”与“对象化”改写[40]。李国聪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谍战片”中，存在着“多元化”的女性形象建构，包括“美女特工”“革命伴侣”“英雄志士”“反派间谍”等多种类型，其角色的性别特征也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而渐趋凸显，但总体表现出被过度消费的“娱乐化”特质，并暗含着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内在精神焦虑[41]。范葳认为，“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电影创作，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主宰，因此该时期“谍战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以女性的形态美满足了当时受众匮乏的娱乐欲”[42]（PⅢ），是对过于严肃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的反拨；她亦从身体表征、“身份设置”、“行为习惯”、“情感纠葛”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女性形象充当“娱乐化”功用的存在方式，看其如何“补偿”这个时代电影作品的“娱乐”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