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一1 9 4 0—1943年杨家坡村13户地主收入负担情况调查表[7]表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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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阶级分析法对晋西北地区阶级流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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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1940年公粮包括四大动员献金献粮在内，当秋天的公粮共两次，所以数目较大。2.全部是小米大石。

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1941—1943年，该村地主的米租在逐渐下降，摊派的公粮负担逐渐增加，米租总量从85.6减少到26.5，减少了将近69%，地主中杨邦翰减租幅度最大，从88%减至25%，大致减少了63%；该村的地主平均米租率下降了32.57%。其中，地主杨邦祯和杨邦周的米租却有所上升，可能是地主抗租，也可能是通过改变租种方式以减少政策对其地租的影响力，亦或是一些其他因素。但总体上来讲，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打击了地主与富农，使其在农村经济地位有所削弱，同时也大大减轻了中、贫农的负担。据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农村土地及阶级变化材料》显示，“老区9县（1）村地主土地减少了31610.5亩，只剩余4 458.8亩，占全部土地5.5%，土地比重略多于人口比重（大约一倍左右，战前则为五倍），每户地主平均占有土地166.8亩，每口平均28.2亩。地主占有土地在土地总数中的比重减少了32.2%，每户平均减少了416.2亩，每口减少了48.7亩。以每户看，减少了原有土地的71%；以每口人看，减少了原有土地的63.7%。”[7]12-13“到1945年，1939年时占人口13.5%、总户数9%的107户富农已减至仅占人口总数6%、总户数3.6%的48户，其原有土地中22.6%要么出卖要么出典或被赎走，而现有48户富农所占土地为全部土地之11.4%，比原有土地减少了一半，即降低了11.4个百分点，户均土地191亩而比原来减少了29亩，人均土地25.3亩而比原来减少6.3亩。”[7]13-14中共革命重塑着晋西北农村的阶级结构，进而影响着地主和富农在阶级社会中的生存实态，使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过程中，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在乡村的政治与文化的权威性也随着财富的减少而逐渐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