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稳健性检验：遵循普遍合意法则的有限理性消费行为选择——税负感知度与“替代转移效应”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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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普遍合意法则的有限理性消费行为选择——税负感知度与“替代转移效应”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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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bootstrap标准误（Bootstrap Standard Error，BSE），***、**和*分别表示1%、5%和10%显著性水平。为了控制篇幅，3、5列只报告了工具变量的二阶段回归结果。

(1）工具变量作用路径的排他性检验。本文工具变量的构建是通过虚拟变量来识别是否受政策冲击，其逻辑是认为政策冲击会通过作用烟草消费价格水平影响居民消费行为，但这样设定也可能反映是其他因素的变动导致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变化，虽然我们已控制了大多数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仍有遗漏或无法量化的因素存在。也就是说产生上述质疑的观点认为工具变量可能不是通过或仅仅通过影响烟草价格水平作用居民消费行为。为了解决这种质疑，本文借鉴Chen等（2017）利用排他性检验工具变量选择合理的方法，对2015年政策冲击工具变量的作用路径进行排他性检验。其内在逻辑是，先直接用工具变量对居民卷烟消费作回归，结果如表2第2列所示影响系数是显著的，这是因为工具变量是作为烟草税调整冲击对烟草消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进而传导作用于居民消费，而如果工具变量存在其他路径作用居民消费行为，那么有理由相信当掐断烟草消费价格这条作用路径后，工具变量对居民卷烟消费的影响应该依然显著。但事实相反，当控制住烟草消费价格指数后，工具变量（政策冲击）对居民卷烟消费影响变得不显著（表2第3列），这就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并不存在（除烟草消费价格）通过其他显著因素的变化作用于居民卷烟消费。此时烟草消费价格指数影响不显著（依然为负，且P值也是较低的）是因为控制住政策冲击后，截面年份内省份之间的消费价格指数差距比较小，较难识别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