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中国财政体制区间:中国财政体制识别及财政政策的产出稳定效应——基于周期调整的财政政策》

《表3 中国财政体制区间:中国财政体制识别及财政政策的产出稳定效应——基于周期调整的财政政策》   提示:宽带有限、当前游客访问压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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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体制识别及财政政策的产出稳定效应——基于周期调整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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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计算得到。

图2报告了财政体制分别处于两种区制下的概率以及政府债务率的变化情况。1998年1季度开始,财政体制主要表现为非李嘉图制度,此时政府债务率上升速度较快,从11.5%提高至4季度的15.9%。1999年财政体制短暂地表现出李嘉图制度的属性后,从2000年开始又转变为非李嘉图制度,并持续到2003年4季度,此时,政府债务率已攀升至27.7%。2004年开始,中国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财政体制也由非李嘉图制度向李嘉图制度转变。从2004年1季度到2011年1季度期间,除了2009年3季度和4季度短暂地表现出非李嘉图制度的财政体制属性之外,其余时间财政体制均属于李嘉图体制。在此期间,政府债务率从27.8%上升至32.3%,7年时间仅提高了4.5个百分点。2011年2季度至2014年3季度,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代替地方政府举债的行为难以受到有效约束和监管,导致地方政府支出和债务规模短期内急剧扩张,中国的财政体制又表现出非李嘉图制度的属性,政府债务率从31.9%提高至36.8%,仅3年时间便增加了约5个百分点。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的出台是中国政府严格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标志性事件。2014年4季度至2016年2季度期间,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受到一定的约束,财政体制又转变为李嘉图制度,政府债务率也表现出下降的趋势。2016年3季度至2019年4季度,财政体制再次发生转变,政府债务率的变化趋势也由降转升。总的来看,本文的分析可以较好刻画中国财政体制的动态变化趋势。最后,根据不同区制的发生概率,本文进一步总结出中国财政体制分别处于两种制度的发生时间(4)(见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