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中国“两个阶段、一个定向”社区治理改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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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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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城乡社区治理更加突出体系建设。十八大之前，城市社区治理领域涌现出沈阳模式、江汉模式、上海模式、盐田模式、海曙模式等，这些模式大多在“行政导向”和“自治导向”之间做选择。与十八大之前问题驱动、聚焦于居委会去行政化问题[20]的改革不同，中央层面不但推出了部级联席会，典型城市也更加重视社区治理的“政策体系建设”，体现出“主动改革、建构体系”的特点，而且在层级上打破了以往由区级党委政府主导的局限[21]，提升到市级党委统筹领导的层次（见表3）。而且，国家层面对城乡一体的社区治理日益重视，《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首次在中央层面将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全面纳入整体规划，从城乡统筹出发对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进行统筹部署，只是鉴于各地发展水平差异，探索的着力点也不同，与城市社区治理相比，农村社区治理仍处于探索之中，处于补短板的社区建设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