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变化（2009年—2018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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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限到有限：社区平台型治理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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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后，社会治理开始进入国家话语，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此，城市基层社区开始踏上由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型的征程，居民自治、基层协商、多元共治等目标和技术路径成为许多社区探索实验的选择。民政部也从2012年起适时推出以基层创新为主导的国家实验区，两至三年一个实验周期，每批有30～40个城市社区经过多轮筛选成功入围。这些国家级实验区肩负着基层创新重任[1]，像“三社联动”“六化融合”“协商治理”“掌上社区”“智慧社区”等新型社区治理模式被多地、多个社区创新实验，并将其累积的成熟经验向全国推广，社区成为基层创新的热土。与这一自下而上多方参与社区治理相对应的是党的十九大后国家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全国大部分社区服务中心也顺势更名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作为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文件，将社区建设推向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新高度。这一系列来自顶层和基层的共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拉抬了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社区居委会的声望。笔者通过2009年、2014年和2018年持续三轮的跟踪问卷调查（前两轮受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委托面向北京、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宁五大城市；2018年受国社科基金资助，除上述五大城市外，增加了上海、杭州、郑州、无锡和扬州），共在十大城市发放545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051份，有效回收率92.7%。调查发现，在“谁是社区管理者”、“在社区遇到问题找谁解决”和“谁是社区的精英”这三个连续的有关社区组织声望的问题上，社区居委会2018年的数据相比2009年和跌入谷底的2014年有明显回升；特别在社区管理者的确认上，2018年社区居委会收获了47.4%的肯定回答（物业仅为32.6%，详见表1），可以说居委会收复了部分失地。物业公司在前两轮调查中社区声望持续冲高，在“谁是社区管理者”的问题上被访者认可物业的选择率一度高达49.9%，但到2018年却回落至不到三分之一。而另一民选组织——业委会在三轮跨度为十年的调查中从未获得10%以上的社区声望。重拾社区治理半壁江山的社区行政主体在更强的赋权、更多的曝光和更高的期待背后是人力资源的供给短缺、下沉任务的堆积如山，以及检查考核的频繁过度，工作资源极其有限的社区正在向全面覆盖、无限担责的基层主体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