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基于FGLS法估计的SDM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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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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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及***分别表示10%、5%及1%的显著水平，括号里是稳健标准误，L．表示对应变量的滞后1期。

基于FGLS估计的结果报告于表2，第（1）列是不包括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交互项的估计结果，第（2）列是包括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比较表2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发现，模型中增加了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协同效应，核心解释变量和空间溢出效应的估计系数都有所提升，控制变量除了消费水平略有下降，其他变量的估计系数也都有所上升。从第（2）列来看，控制了经济发展方式和城市相关变量后，空间自相关系数（ρ）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可知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科技创新对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正的显著影响，因而可通过科学技术支出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和采用先进技术助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利于提升地方经济发展质量。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正的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可通过环境规制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在10%的显著水平下，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质量存在协同提升效应，环境规制可引导科技创新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正，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地方政府采取科技创新有利于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将迫使本地污染严重的企业或产业转移到邻近地区，不利于邻近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