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社会保障获得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分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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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保障获得视角透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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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处表示p<0.01，**处表示p<0.05，*处表示p<0.1。

在表3模型3到模型8表示农民工社会保障获得类别对其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各控制变量的系数与模型1基本保持一致，体现模型的稳健性。从模型2中验证了社会保障拥有度越高就有利于农民工抵御未来收入减少、预期支出增加风险，对农民工城市定居选择呈现正相关，但从表3模型3到模型8中估计结果总体上来看，有无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对农民工城市定居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两项险种覆盖率低、保障力度不足，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均值为0.287，近七成农民工都没有参与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参与率更低，其均值为0.031。失业保险对农民工城市定居虽没有显著影响，但该变量系数为负数，意味着农民工如果处于失业状态多数不会选择在城市定居。农民工参与医疗保险变量预期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产生负面影响，但估计结果与预期影响方向相反，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与没参加医疗保险农民工相比，参加医疗保险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显著下降，这一现象可能解释是，医疗保险参与中存在逆向选择，多数身体健康农民工不愿意参加，从表1中医疗保险均值为0.125也能得到体现，反而农民工感知身体状况较差会积极参加医疗保险，从而出现上述现象。农民工参与工伤保险变量系数为-0.39，且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与没有参与工伤保险农民工而言，参与工伤保险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显著下降了0.33倍（1-e-0.18），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农民工群体工伤保险的参与率较低，在表1中可以看出，参与工伤保险的均值为0.051；二是农民工群体多数工作在建筑行业，工作面临意外风险较大，其单位愿意为该群体购买工伤保险，多数参与工伤保险农民工群体从事高危工作，面临风险更高，预期收益不确定性和可能医疗支出增加，从而抵消了工伤保险正面效应，对城市定居产生了负面影响。农民工拥有最低生活保障变量对其城市定居选择影响与预期方向一致，拥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工会显著减少城市定居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