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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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内在机制——以城市归属感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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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变量的显著性在1%、5%、10%水平以内。B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Exp(B),即相应变量的优势比。

模型1为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基准回归模型,模型2至模型6依次引入身份认同的各个指标,具体结果见表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身份认同五个指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说明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得到验证。五个指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权重大小排序依次为收入地位认同、生活方式认同、人际交往认同、自我角色认同和制度处境认同。具体而言,农民工收入地位认同指标每提升1%,其城市定居意愿提升167.5%。收入因素依然是目前制约农民工城市定居的最大障碍。根据新劳动力迁移理论提出的“相对剥夺感”概念,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会感知自身处于不利地位的被剥夺感,这种感受往往是与某一个具体标准或参照系比较后产生的[8]。当农民工感知到收入水平与当地房价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时,其被剥夺感越发凸显,承受心理压力越大,自我能力判断越趋向悲观,从而影响其定居意愿。生活方式认同指标每提高1%,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发生比就提高156.0%,说明农民工城市定居有赖于其对市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的高度认同和适应,农民工在逐渐习得城市居民的言行举止、消费习惯和闲暇生活的过程中,乡土气质逐渐消退,留城定居意愿得以增强。农民工人际交往认同指标每提高1%,其在城市定居的发生比就提高149.4%。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农民工通过强化与市民之间的积极互动扩展新的社会资本,降低对以老乡关系为主的原始社会资本的依赖,有利于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农民工自我角色认同指标每提高1%,其城市定居意愿就提高101.8%。当农民工个体在认知上将自我归类为“市民”时,在主观上会对市民群体产生“认同感”和“亲近感”,从而赋予该群体更多正面评价的内群体偏向,进而在行为意愿上(如定居城市)积极与“市民”靠拢。农民工制度处境认同指标每提高1%,其城市定居意愿就提高51.5%。制度障碍依然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当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制度处境得以改善时,其安全感得以提高,城市边缘心态得以缓解,城市定居意愿也相应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