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模型I的计量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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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来自我国11个沿海省市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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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2）FE为固定效应模型。

由表4可知，交通、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但就显著性水平来看，交通、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分别通过了5%和1%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交通、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显著，且后者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前者，而通信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不同方向（类型）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另外，三类基础设施中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这与我国国家能源安全意识的加强，积极与沿线国家共建油气走廊、管道运输网络等设施，开展跨区域的海洋能源合作有关（舒先林，2015）。总体而言，该实证结果不仅进一步佐证了超前发展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我国现阶段实现稳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而且还解释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什么会成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和重要着力点。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外贸依存度在交通、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中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且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外贸依存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然很高，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相吻合。人口密度在交通、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中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作用，但该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了尽管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不如前，但在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范畴中，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仍然是最大的（张学良，2012）[16]；人口密度在通信基础设施投资中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当今的通信基础设施对高科技要求越来越高[29]，然而如上文所言，农民工群体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中所占比重较大，且该群体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只能从事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不能满足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高层次人才、高科技技术等方面的需求。教育程度在三大类基础设施投资中对区域经济增长均有负向作用，尤其是在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中更为显著，说明基础设施投资对人力资本已形成了“挤出效应”，从而抑制区域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