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FDI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检验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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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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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在1%、5%及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未做特殊说明的均为z值。

本文采用软件Stata14分析FDI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回归结果见表1。在对前文构建的计量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时，未按照现有研究思路提前设定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而是通过解决随机扰动项自相关问题最终确定应该纳入到计量模型中滞后被解释变量的个数，从而确定应该纳入到计量模型中的滞后被解释变量阶数，具体情况见表1。由表1可见，表中的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中AR（2）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大于10%，说明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同时，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中Hansen检验的p值均显著地超过了10%的统计水平，即模型中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表1中核心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二次项（fdi^2）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由以上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统计特征可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换言之，当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正向转为负向。许和连和邓玉萍以及钟昌标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弥补了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缺口，而且通过溢出效应加快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化进程，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5-6]。也有很大比例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行业来降低治污费用与生产成本的，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由于当地发展经济的迫切性，会通过降低本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来吸引外资，这致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7-8]。张瑜和王岳龙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市场抢占”效应对本土企业产生负面的竞争效应，抑制我国的经济增长[9]。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规模并非越大越好，一旦超过某一临界值，必然导致最终的净效应为负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