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绥远省渔业报告表(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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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绥远地区的渔业资源开发及其矛盾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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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绥远省政府统计处:《绥远省三十六年度统计报告》，1947年。

这三大渔业开发区依托不同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富饶的“水上牧场”。归包区域内，萨拉齐“产鱼颇多，每年可产数十万斤”[1]7；包头县年产鲤鱼十二万斤[2]17；托克托“年产鲤鱼三千七百斤，鲇鱼一千二百斤，鲫鱼八千四百斤，白鱼五百五十斤”[3]83；哈素海附近的陶思浩更是因大量向京津地区输送鲜鱼，成为满铁平绥沿线，唯一一个标注以鱼为特产的地区[4]。河套地区不仅有黄河流经，更有乌梁素海和密集的河套灌区，因而临河境内“黄河、乌加河、那令河、杨家河及永济、丰济等各大渠，均产鱼甚多”[5]398。五原境内“河泊既多，产鱼亦丰”[5]398，年产鲤鱼可达十二万五千斤[6]。安北境内的乌梁素海在30、40年代，其面积一度达到600-700平方公里（1），渔业资源极为丰富。时人甚至称:“鱼是乌梁素海的子民，它们的密度可与人口集中的工业都市相比。”[7]19这一地区到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成为呼和浩特、包头、太原、大同、北京等城市的鲜鱼供应地（1）。鄂尔多斯地区拥有众多湖泊，其中诸如红碱淖等亦盛产鱼类，早在清代“此地黄河石花鱼甚多，口内亦来献，蒙古亦来献甚新故肥美”[8]。鄂尔多斯传统民歌亦有“打鱼划划芦苇滩，鱼米之乡黄河畔”[9]7的唱词。民国时期，绥远地区的渔业资源与前代相比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利用（如表2），以1933年为例，仅包头、托克托、五原、临河、安北五地就产鲤鱼、鲫鱼、白鱼等共计371750斤（2），虽然此数字“惟较沿海各省不啻霄壤”[10]39，但在蒙古草原内陆地区已实属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