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各潜变量之间研究假设的相关性分析（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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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反哺与群体压力：老年群体微信朋友圈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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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可以看出，在13个研究假设中，只有两个研究假设被拒绝，即便利条件与使用意愿（研究假设7）、便利条件与使用行为（研究假设8）之间没有相关关系，说明便利条件并不是决定微信朋友圈使用的条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等的普及，手机流量等已经不成为阻碍民众使用新型手机功能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可以忽略的。本文主要分析模型中新增加的几个潜变量与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如下：社群影响对使用意愿的影响是正向关系，说明老年群体虽然退休了，但其依然靠同学、同事、亲属等社会关系生活在不同的社群之中，群体压力是其采用新技术和新功能一个很重要的促进因素；个性需求对使用意愿也是正向关系，说明老年群体虽然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多注意养生、健身，但其也有展示个性、崇尚多彩人生的主观诉求，微信朋友圈恰恰是可以满足老年群体这方面的需求的；风险感知对使用意愿有负向影响，即老年群体对使用朋友圈的主要担忧是其作为一个社交展演平台，具有很强的聚光效应，好比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的“表演前台”，具有一定的心理抵触，是其使用微信朋友圈的主要阻碍因素之一；使用意愿对数字反哺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一般来说使用意愿越高，其向子女求教发布微信朋友圈的可能性越高，虽然有可能降低老年群体在家庭结构中的权威角色，但基于使用意愿可能会发生更多的数字反哺行为与意愿；数字反哺意愿对使用行为也有正向促进作用，即数字反哺意愿愈高，其微信朋友圈的使用行为愈可能发生，说明数字反哺意愿高的群体愈可能学习到更多的互联网技术知识，越有信心尝试更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与使用意愿、使用行为也呈现正相关关系，技术的普及过程是一个不均衡赋权的过程，必然存在着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世代等的“技术沟”，由于数字反哺行为的存在，亲代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知沟”可能被子代的反哺抹平，本文的研究恰恰佐证了这点，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为了与自己的亲代良好沟通，越可能发生数字反哺行为，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亲代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使用，进而实现两者的及时沟通与交流。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社会经济地位依然是技术扩散与普及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是经济资本还是社会资本的天然禀赋性，在技术采用上相应地存在天然的区隔性，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带来技术沟的缩小，在数字反哺时代老年群体在新技术使用上也很容易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那些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群体，其亲代社会经济地位有可能也相对较低，这些老年群体更容易成为数字时代被遗忘的人群，在器物数字化时代被子代和社会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