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僧俗文化活动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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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学之作为第四玄——般若学与魏晋清谈之关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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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以上种种论点，“工具论者”认为，佛典之于玄学，不过是促其发展的工具而已。对此，“主题论者”却有相反意见。他们认为，两晋时期，《般若》经朱士行提倡，是佛教义学之大宗，大兴于世，是清谈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比如唐翼明在《魏晋清谈》中说，“东晋以后，佛徒相当活跃。他们来往于贵族名流之间，成为社会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同时佛理也逐渐侵入学术殿堂，成为清谈家们研味探讨的对象。”[4]116这样的观点，同当时的事实相比较，是比较契合的。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有关僧俗文化活动内容的梳理，我们发现，魏晋时期，僧人群体与士俗阶级的互动频繁，活动内容涉及文化评论、讲经论辩、清谈、人物品评等，文化来往十分密切（详见表1）。种种密切的交往情形，都说明僧人以及佛教的思想内容，在名士清谈的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般若学毫无疑问是魏晋清谈的重要组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