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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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领导、外资股权与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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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OLS回归进行实证分析，女性领导对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的影响见表3。女性领导的衡量变量是FCEO，与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显著正相关，假设H1得到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对董事会性别平衡（FD）进行单独控制后，重要的女性领导效应仍有效。在表3列（1）中，董事会性别平衡的衡量指标FD与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之间正相关，已为假设H2提供了部分支持；表3列（3）在剔除了衡量女性领导的变量FCEO后，进一步表明女性董事的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表3列（1）—列（3）结果显示了女性领导和董事会性别平衡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中的重要性。对假设H3，外资股权的衡量变量为Qfiid和Overseas，见表3列（1）—列（3），Qfiid、Overseas的系数均显著大于0，说明外资股权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假设H3得到支持。表3列（5）—列（6）对样本进行了分组回归，发现女性领导FCEO、女性董事比例FD与外资股权（Qfiid，Overseas）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可能的解释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混合经济体制逐渐成为主流，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除了控股股东的不同外，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股权结构趋于统一。对假设H4，表3列（1）、列（2）、列（4）强调了产权性质SOE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前面的描述性统计中发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中国有企业的比例更高，但多数是为了满足监管层的要求，对披露质量没有保证。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为建立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获得政府支持，愿意主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且披露质量更优，假设H4得到支持。对假设H5，表3列（4）报告了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变量Managerial Ownership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0.142，t=2.29），且Managerial Ownership2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0.0027，t=-2.51），结果说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