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全样本实证结果：“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投资反应——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探索性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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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投资反应——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探索性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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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为仅增加截距项的估计结果，d为增加截跨和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和***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对比表3的列（1）和列（2）可见，企业规模对认知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理论上，企业规模的上升意味着其增加认知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但认知成本由管理者个人承担，管理者的注意力约束抑制了企业增加认知的规模经济效应。基于类似逻辑，投资经验对认知的估计结果尽管为正但不显著。同前，企业性质变量仍显著正向影响认知，意味着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有激励增加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强度，以回应其所有者的关切。此外，列（1）和列（2）中新独立引入的风险倾向变量对认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意味着风险厌恶型管理者会增加环境变化认知和信息搜集，以便其依托更多信息谨慎决策。同时，列（2）的风险倾向与企业特征交互变量中，企业性质交互风险倾向变量显著负向影响认知强度，意味着国有企业由风险厌恶型管理者经营时其认知强度会下降；但由风险偏好管理者经营时，其认知强度类同于非国有企业。综上，可发现风险厌恶型管理者起到了对“一带一路”环境变化认知的稳定器作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的过高认知激励会受到其风险厌恶型管理者的负向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