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稳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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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分工嵌入、价值链解构与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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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显著；系数对应方括号中数字为T或Z检验值。（四）内在机制讨论

基准回归基础上，研究再结合双向固定效应做了一系列分类稳健估计。考虑美国和中国分别在服务贸易绝对规模、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表2方程（4）-（5）首先分别剔除这两国影响。同方程（3）比较可见，核心变量GPSL依然显著为正。再通过关注OECD国家和“金砖+东欧”国家两个子样本，表3方程（1）-（2）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异。结果中，变量GPSL在“金砖+东欧”国家样本中反而显著为负，这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拓展总体还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增长。事实上，在“金砖+东欧”国家中，除印度外，其他更主要基于制造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这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对其服务功能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挤出”效应，进而外在表现为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表3方程（3）-（4）比较了金融危机前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同影响。比较可见，变量GPSL边际作用在危机后进一步增强。方程（5）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Antras等（2012）[2 5]提出的价值链分工上游度指数（PUPS）。在方程整体拟合度仍较高且控制变量估计与基准回归较为一致前提下，变量PUPS却在1%水平显著为负。直观理解，一个国家所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越前，意味着其越靠近原材料市场，即距离最终市场需求反而越远，这显然越不利于更接近终端市场需求的服务贸易的发展。考虑到价值链分工水平与服务贸易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方程（6）采用了IV估计来处理内生性问题，分析选取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结果可见，变量GPSL作用仍然显著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