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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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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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2）指标分析。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围绕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构造指标体系（王延中，2003；赵忠华和赵凌飞，2008；和军，2012；张丹宁和陈阳，2014；邵慰，2015），其中的研究视角包括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等。但很少有学者以GVC理论为研究视角构建全面的指标体系来评价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效果。本文将结合GVC演化的新特征、全球垂直专业化生产的新模式和指引产业转型升级的新理念，构建中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评价体系。Humphrey和Schmitz（2001，2002）曾明确指出GVC的四种升级途径分别为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但随着GVC的逐步演化，其呈现出“片段化”和“模块化”的新特征，每个生产环节都有可能由某个具备不同增值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中间部门单独完成，GVC嵌入的产业升级途径已不局限于上述四种（王玉燕，2015）。尤其是对于中间投入和生产工艺都十分复杂的装备制造业来说，其升级路径贯穿于产业链的多个环节。因此，结合中国新时期提出的发展要求，以“五大发展理念（1）”为指引，本文认为GVC嵌入视角下中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量化指标应涵盖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五大类，共计11项细化指标，如表1所示。一是绿色发展。首先，在GVC分工体系下，发包企业会将产品的安全性、环保性等高质量标准传输给代工企业，并在其生产过程中做好相应的技术支持，促进工艺和产品升级。其次，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具有较高的环保要求，尤其是在装备制造业领域设置了较为严格的绿色贸易壁垒，由此倒逼发展中国家改进生产技术，完成产品工艺升级。最后，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产业技术，抑制污染排放和能源损失。有实证研究指出，技术进步不仅能够降低行业的单位能耗，还能够在GVC嵌入到达一定阈值时对环境污染产生“吸收效应”（杨飞等，2017），从而实现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和绿色水平的提升，甚至完成更高水平的升级。二是创新发展。一方面，GVC嵌入的企业可以在引进和更新国际一流技术及设备的基础上，内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链条升级；另一方面，在GVC嵌入的过程中，创新人才会接触到发达国家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甚至实现“突破式”创新，扩大该行业在价值链上游的增值及控制能力。三是开放发展。这一方面体现在企业升级上。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快速成长使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企业面临新的成长机遇，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本土企业越来越重视研发投入和品牌竞争力，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完成企业升级（张平，2013）。与此同时，本土装备制造业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的合作，能够接触到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产品标准、营销理念，促使本土企业主动对标行业一流，通过合作竞争效应增强企业对价值链上游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产品升级上。中国装备制造业通过“进口-生产”和“进口-出口”等模式，已成为GVC体系中总量最大的参与者。根据孙晓华和王昀（2013）的研究结论，参与GVC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产能过剩、技术水平较低、资本品不足等问题，并借由“干中学”效应扩大了出口产品在价值链上游的增值能力。四是协调发展。吕越等（2017）的实证研究指出，不同所有制企业嵌入GVC的生产率效应不同，民营企业能够借由GVC嵌入实现生产效率的改善，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在价值链上游的增值和控制能力，完成链条升级。而国有企业则可能遭遇内部代理成本过高及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平新乔等，2003），在GVC嵌入的过程中难以实现自身生产效率的进步，更难以推进行业的转型升级。五是共享发展，即企业和劳动者能够在GVC嵌入的过程中实现“双向增进”。一方面，林桂军和何武（2015）的研究指出，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经由GVC的高端嵌入能够提升其盈利能力及国际竞争力，避免“贫困增长”，即GVC嵌入的企业能够借助于全球化竞争分散经营风险并从中获益，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企业对国际市场的掌控能力增强，也更容易实现价值链上游的增值。另一方面，Ngo Van Long（2005）的研究结论指出，通过外包对低工资国家员工进行培训以提升其技术水平，可使接包国的企业获益。装备制造业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劳动力在GVC嵌入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改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助推本行业扩大在价值链上游的增值和控制能力，实现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