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崇祯二年（1629）日食预报西法推算及最终观测的北京交食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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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崇祯历书》修订为切入讨论明末历法改革作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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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历的直接原因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应当是钦天监推测日食数据误差过大，与西法无关；另一方面是礼部将推算日食的误差放大，以达到修改《大统历》并进行历法改革的目的。崇祯二年（1629）的日食预报，钦天监所预测的食分、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同礼部主事黄鸣俊的观测结果“食分三分余，初亏午初一刻，食甚午正一刻，复圆午正三刻”相比，食分、复圆基本相同，初亏、食甚误差为两刻。同时，礼部侍郎徐光启亦在礼部观测日食，徐光启的推算为“食分二分有余，不及五刻，已验之果合，亦以监推为有误”[4]。西法的具体推算数据为“食分二分有奇，初亏巳正三刻二分，食甚午初二刻六分，复圆午初四刻六分”。徐光启与钦天监观测数据食分、复圆均不同，且徐光启先前推测的初亏、食甚也在两刻以上，西法的误差具体数值：初亏误差16.8分钟，食甚误差31.2分钟，复圆误差28.8分钟（表1）。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礼部侍郎的徐光启在呈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上，使用了自己的测量结果作为最终上报观测的日食复圆时刻，这使得钦天监的推算结果尽数误差在两刻，其误差也进一步被放大。礼部的奏疏同样强调修改历法符合天行，是必须要施行的。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崇祯皇帝于崇祯二年（1629）五月十三日同意改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