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历年制造业涉足服务化程度影响因素的Heckman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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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态视角下制造企业服务化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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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文在样本企业筛选时，刻意选择了在样本时段内涉足过服务化的企业，但在具体截面内，很多年份内仍然有大量企业没有展开服务型业务。因此ser以及sertio两组变量都存在大量零点，因此属于典型的截断数据（truncation data）。由此本文考虑采用Heckman[16]构造的两步估计法来解决计量问题，从而避免微观企业数据样本出现选择性偏误，进一步考察各因素对于企业服务化程度的影响。第一阶段针对ser以前文的模型（1）进行Probit估计完成选择方程的构建与估计，而在第二阶段使用sertio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但以Heckman估计来替代FP估计。Heckman估计方法已经很成熟，其关键在于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es Ration）λ是否显著，这也是采用Heckman方法是否有效的前提。因此针对表3的估计结果进行Heckman模型第二步，结果见表3。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表2中的研究结论，企业在服务化群体内部所感受的竞争压力与其涉足服务化的程度呈先降后升的“U型”关联性。企业所拥有的知识技术型员工人数与其涉足服务化的程度正相关，但在样本前期的系数波动较大，后期相对稳定，考虑到样本期开始于全球经济衰退的次贷危机时期，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结果。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内，企业家涉足服务化领域的胆识取决于其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存量，但资产负债率没有与服务化程度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还是要细致考量反映企业资信能力指标的合理表征。群体外部的纯服务企业对于制造企业涉足服务化程度造成的也是负向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表明制造企业进行服务化转型所面临的服务业企业市场竞争问题在逐步激烈，跨界经营业务的生存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市场价机制以及市场制度建设的完善有利于企业在服务化领域内的深化，这一点如前文所述无须讳言。此外，科技的发展与企业服务化程度同样表现为负相关，但在考虑对内生性进行约束的前提下，这种负相关系数大大降低，这也表明，在我国，技术发展对服务化群体的确存在“洗牌效应”，但技术进步对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群”们在服务化领域内的活动所造成压制没有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