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不同地区估计结果 (应变量TF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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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4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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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列（1）、（4）和（7）为动态系统GMM两步法估计结果，（2） 、（5）和（8）为混合OLS估计结果，其他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为考察各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差异，我们将248城市样本按地区进行分组处理，以分析各因素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TFPI滞后项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变化过程均存在惯性。分因素看，ER系数分别为1.421、6.346和-0.832，环境规制对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差异化影响，尤其是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产生了一定负面作用，这可能与其环境规制政策落实不彻底有关。市场化程度相对不高和市场法治环境不规范，不但无法激励西部地区企业采用先进工艺和管理方法，甚至还会带来“遵循成本效应”，加重西部地区技术水平低、经营效益低的企业的生产负担，因而环境规制发挥了一定负面作用。UPN、ENN系数与总体结果一致，意味着城镇化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不存在地区差异。GSJ系数虽都为负但不显著，表明地方政府干预的作用不明显。IS系数分别为-0.890、-0.232和0.138，三者均通过10%显著水平检验，产业结构调整对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存在差异。产业结构调整对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可能与其产业结构现状有关。相比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体系尚不健全、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效果可能更为明显。ERD、ECM、IEP和FE系数与总体大体一致但略有不同。东部地区IEP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外开放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可能是因为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扩大了东部企业，特别是以加工组装为主的出口企业，对劳动、能源等要素的投入需求，因而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一定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