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职贡图》中贵州苗人清初改土归流简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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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夷形象的帝国想象——以谢遂《职贡图》中的贵州苗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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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贵州苗人的形象建构过程中，包含了绘制主体强烈的价值判断标准。首先，由于《职贡图》的作者是官员，他们对《职贡图》的绘制有着特别的意图，其观察、绘制苗人的角度和方法有其特定的模式和套路。比如，从当时的资料获取方式来看，四川总督策愣于乾隆十五年（1750）8月11日接到的上谕是命其将所知“西番、猡猡男妇形状，并衣饰服习，分别绘图注释，不知者不必差查”（28），可见，皇帝所需要的信息主要来自于官员个人已有的经验，而对那些信息不详的更远族群的记录，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指示。随后，策愣将所绘苗疆民族图24幅进呈御览。军机处对原图进行了修改以统一版式，然后命宫廷画家负责将各地陆续呈交的草图绘为正式图卷。乾隆对绘制工作十分重视，可以说此巨作是在他亲自督导、审定下完成的。图画一经完成，他即在第一卷前幅题诗誌贺（29）。皇权的发挥必是多种权力多面向运作的结果，包括整套的官僚系统和工匠服役制度以及朝臣、宦官、宫廷画家、各式工匠等人员。所以，虽然绘制计划强调直接观察和写实，但在实际执行中能多大程度地反映现实呢?加之绘画本身就是一种再现和诠释的过程，从以上对苗人形象的描画来看，明显带有想象的偏见。其次，苗区改土归流的过程，不仅包括残酷的武力征服，更强调将汉民族的风俗当作“归化”的标准，去改造、驯服和想象苗人，这种想象也可以说是中央王朝自上而下的审视和绘制主体自以为是的文明世界对蛮夷世界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