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老年人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分析 (Exp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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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人制度化政治参与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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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5；**p<0.01，***p<0.001。#受教育程度，在回归模型中使用了连续变量，也就是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以上分别赋值为0年、5年、8年、11年、14年和15年。##健康状况在回归中也变为连续变量，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分别赋值为0

将城市模型和农村模型对比分析，我们看到，影响老年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因素既有共同部分，也有不同部分。共同部分为政治因素。如前所述，经常参与一些政治活动的老人，对政治系统、公共政策、政治事件会更了解，而对政治事件与政治过程越了解，对政治事务的认知能力就越强，也越有参与政治的能力和改变政治现状的信心。同样，政治参与意愿越强的老人，政治效能感也越强，他们也更愿意参与政治活动。城市模型中，比较“怪异”的地方就是城市女性、高龄、健康自评不太好的老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较高，换而言之，越弱势的老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高，和总体模型相一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政治参与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人们政治参与活动具有明显的被动性、集群性、高度理想化特征。改革开放后，由于意识形态功能的淡化，人们政治参与心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世俗化取向替代了理想化诉求，政治参与的功利性心态日趋明显，人们对经济行为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政治参与意识。从代际更替看，高龄老人在早期注重理想的政治“场域”中已经形成了理想化的政治参与“惯习”，而中低龄老人社会适应较快，政治参与的心态更加世俗化，也就是说更加关注个人或家庭的利益。第二，政治参与形式多样化。在政治参与诸多形式中，虽然投票是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一种参与形式，也是参与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一种形式，但由于投票的日程及其他相关内容己经确定，选民在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很受限制，因而投票只是传递公民政治偏好与态度倾向的一种最弱的政治参与形式，而投票之外的其他政治参与行为似乎更能反映和体现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观意愿和真实心态，也包含较为丰富的公民政治心理和其他方面的相关信息。在城市，一些男性、中低龄和健康水平较好的老人因为参与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政治参与就更可能注重投票之外的其他参与形式。农村模型中，个人因素方面，农村男性老人、中低龄老人、有偶老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人和健康自评较好的老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更高。虽然各因素影响比较正常，但我们也看到受教育程度的“不正常”之处，就是个人因素中只有这一项显著。这种现象出现的可能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农村商品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城镇化过程也在有些农村产生了大量公共资产与集体收益，如土地征用补偿等。特别是农业税取消后，上级拨付的各种补助和其他财政转移支付也都集中在村里。这种状况不仅驱动村庄精英积极参与村委会职位角逐，也强化普通村民对公共资源或转移支付管理、使用、分配的关注。在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变成留守老人的农村，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人，政治认知和政治效能感较强，他们会有更多渠道首先了解这些资源的现状和分配，导致他们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容易介入政治，争取和实现自身希望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