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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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及其政策启示——基于35个重要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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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FE估计、OLS估计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下同

考虑到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会引发模型估计偏误，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对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内生性检验。由于土地财政的当期数据会受到其上一期数据的影响，意味着上一期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会通过当期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对产业发展产生间接影响效应，而当期的产业又不能跨越时空去影响上一期的土地财政，因此本研究将土地财政依赖度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同时又由于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主要来源于土地财政收入，教育支出的诉求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决策行为有一定影响，是土地财政的主要成因之一，Mcguire（2003）[47]和Song（2006）[48]在实证研究中也将教育类变量作为政府税收的工具变量。为此，考虑到我国现实背景，本研究将教育层面的师生比作为土地财政的工具变量，又由于普通高等教育师生比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产业发展的影响，因此将普通中小学师生比作为工具变量来进行内生性检验，具体分别用普通中小学师生比及其滞后一期分别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模型的内生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3，其中模型（1）（4）（7）将土地财政依赖度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模型（2）（5）（8）将普通中小学师生比作为工具变量，模型（3）（6）（9）将普通中小学师生比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Kleibergen-P LM统计量表明模型的识别不足问题不存在，表明内生变量与所选工具变量有相关性；Kleibergen-P Wald F统计量表明模型弱工具变量问题不存在；Hansen J统计量表明模型的工具变量选取比较合理。由此可知，无论选用那种工具变量，表3中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均与表2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且该抑制效应均得到了明显加强，同时可知控制变量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