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引入周期性变量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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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言辞沟通、实际行动与企业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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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紧缩区间，CI与PI的交叉项和CI的相关系数高达0.9861，将它们一同放入模型将产生多重共线性，影响变量前系数的显著性。因此，本文对紧缩区间的实证模型作了精简。

根据表7确定的门槛数进行门槛回归，结果见表8。以CI为门槛变量时，双重门槛回归获得的门槛值小于0。其中，第二重门槛值为-0.60，相对CI的取值范围而言十分接近0（2）。（附4）这表明，双重门槛形成的三个区制中，前两个属于紧缩区制，第三个基本属于宽松区制。进一步观察变量前系数，以CI为门槛变量时，在CI≤-2.81的区制（强紧缩区制），言辞沟通产生了显著的紧缩效应，且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间没有显著差异；在-0.60≥CI>-2.81的区制（弱紧缩区制），紧缩的言辞沟通对非国有企业产生了更大影响；当CI>-0.60，即言辞沟通逐渐转向宽松后，言辞沟通开始对国有企业产生更大的影响。综上，门槛回归结果表明，强紧缩的言辞沟通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投资均形成了紧缩效应，且差异较小。弱紧缩的言辞沟通对非国有企业影响更显著。这表明，受融资约束的非国有企业对紧缩的言辞沟通更敏感，即便是轻微的紧缩沟通，也会显著抑制其投资行为。国有企业面对的融资环境更宽松，对紧缩沟通的反应更为迟缓。只有当紧缩沟通的强度大过一定阈值时，才有可能影响到国有企业。而在偏宽松的区间，言辞沟通总体上更容易扩张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这与之前分区制的研究结论一致。总体而言，门槛回归的结果验证且进一步细化了假设4b。以PI为门槛变量进行单一门槛回归获得的门槛值为63.70%，以此为标准，2008年第4季度至2009年第3季度以及2012年第3季度以后为低景气度区制，此时沟通指数的取值基本大于0；反之，在高景气度区制，沟通指数基本小于0。这再次表明沟通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从回归系数看，低景气度时，沟通对国有企业更有效；高景气度时，沟通对企业投资均产生显著影响，且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这与分组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